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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的结尾?

在过去的20年中,德国的外交政策非常连续。尽管冷战结束后对该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担忧,但强大的规范和物质利益相结合,确保了德国继续致力于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北约和联合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该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为联合国,北约和欧盟军事特派团(“正常化”)提供部队,为国际安全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因此,至少可以说,对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的决定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它严重质疑了冷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核心原则。虽然措辞没有改变,但德国人参与多边军事行动的意愿已大大下降,因为德国人对选民的参与变得不受欢迎。但是,只有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偏民意测验的情况下,德国才能成为可靠​​和可信赖的国际伙伴。

与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比较显着突出了德国外交政策的长期发展最近20年。几乎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之前的12年,当时由格哈德·施罗德和约施卡·菲舍尔领导的新当选的红绿联盟带领德国卷入了科索沃战争。对于联邦共和国而言,参加北约对塞尔维亚部队的空袭在许多方面都是“时代的到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德国军队第一次参加战斗。在国际上,这表明德国愿意承担起欧洲领先大国的角色,并且该国已经摆脱了在国际冲突中不使用武力的禁忌。在国内,这表明经过数年有时是激烈辩论之后,德国主要政党再次就外交与安全政策达成了广泛共识。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正常化”似乎正在顺利进行。

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人们对德国内外的期望不断上升,即德国最终会做出更多贡献国际安全。在德国内部,这些期望引发了关于未来总体上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辩论,尤其是关于北约领土以外使用武力以及为领土防御以外的目的的辩论;即德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执行和平特派团的贡献问题。尽管德国政界人士普遍欢迎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承担更多责任,但德国公众却毫不犹豫地赞同这种“机会”。为了缩小国际期望与国内限制之间的差距,赫尔穆特·科尔领导下的保守自由联盟采用了后来在1990年代初被称为“萨拉米战术”的战术。可以这么说,德国军队在国外的部署数量和任务分配的强度都在不断提高。目的是让高度怀疑的德国选民习惯于在国际政治领域使用武力的想法。考虑到在1990年代初,德国的辩论集中在该国是否应参加联合国授权的维和特派团上,因此,仅在几年后没有这样的授权的情况下对科索沃的干预就代表了年轻的柏林共和国的飞跃。

这一变化的核心是对德国历史遗产的重新诠释:直到1999年,德国对外交政策的论述一直以德国有责任确保使用武力为主导永远不会再成为国际政治中可以接受的手段(“尼·维德·克里格”,即“不再战争”)。在欧洲未能果断干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之后以及面对巴尔干又发生种族灭绝的威胁之后,这一责任概念被重新解释为确保不再允许种族仇恨和种族灭绝的责任(“奥斯威辛集中营”,即“再也不会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了确保后者,即使没有联合国将其合法化的决议,德国也准备在1999年参加空袭。就利比亚而言,过去的12年中,德国不仅排除了自己参加军事行动的机会,而且还放弃了对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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